关于后人类情境中增强技术重置生命边界的哲学反思
作者介绍：吴静，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数字化生存条件之下，各类增强技术对身体和意识观念边界的突破与重塑连接起了人文主义传统中的主体性概念与控制论，并进一步强化了“后人类”在存在论层面上的讨论。后人类作为信息-物质实体，是一个纯粹由连接形成的生命组织系统。这种借助于技术而实现的对生命节奏和生命权利的重新定义构成了强大的生命治理权力话语。为了防止无批判的技术意识形态可能造成的新危机，后人类主义需要重置后人类理论的问题式，厘清现代性所设置的多种对立关系，以一种不同于二元逻辑的方式（对称性人类学）去重新描述人类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关于生命形态和人类自身的基础性问题。
关键词：后人类;身体增强;技术无意识;生命政治;
关于后人类情境中增强技术重置生命边界的哲学反思一、引言
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互动方式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数字时代传统人文研究不可回避的现实。由算法、数据等构建起来的符号化、象征化的数码环境本身已不再是传统技术观中的虚拟世界。它不但不可避免地成为物理世界的延伸或增强，甚至也反过来作用于物理世界及其结构（这一点从虚拟现实实践对不少国家司法改革的影响就可见一斑）。数码物的“物性”实质与虚拟世界的现实性打破了长久以来将线上世界视作与线下平行的“虚拟实在论”指认。在这一前提之下，哲学史传统的“身体”、“意识”二分的命题在不断经历各种技术的挑战。赫拉利（YuvalNoahHarari）在《人类简史》中宣称，智人有望在21世纪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通过理性设计对抗自然选择法则的途径有三种：生物工程、仿生工程及无机生命工程（如人工智能）。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类的心智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不仅是生产体系的决定性元素。”另一方面，包括着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关乎人类生物属性的人类增强技术正在对从身体到大脑的既有结构进行重构。可以预见，不仅是人类的认知和意识在不断发生变化，甚至连原有的自我统一性的基础、即人的物理性边界——自然身体也不得不经历从构造、功能到意义的再度塑型。“后人类”正在成为另一个传统人文主义必须面对的新议题。尽管当下关于后人类的阐释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了有机身体和智能装置的结合。这就意味着赫拉利提到的三种技术在未来的生命形式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重。现代技术不仅为人类生命及其生存提供了新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更是将重新界定它们的权力握在了自己手中。这种重置的权力已经不再是在生命的自然节奏中添砖加瓦，它甚至改变了对于生命及其相关范畴的理解。正如现代医学将身体从神秘主义的话语中解放出来，生物技术革命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则重新界定了“人”本身。
卡里·伍尔夫（CaryWolfe）在《什么是后人类主义》一书中将“后人类”这个术语与“人”的概念并置为一种历史建构，并极为文学化地引用了福柯《词与物》的最后一段话：“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这当然不是什么末世主义的宣称，而是类似尼采对于价值根源的质疑。其实，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路径不难理解，今天所谓传统人文主义的种种观念和命题并非一种超历史的普世主张，而是一个关于“人”的假设所构建起来的历史话语体系。人是由生命、劳动力和语言等结构性话语所构建的起来的，并处在永恒的发展中的概念范畴。这正是霍金所强调的“模型”对于理解现实的架构意义。而“通过发现人对技术代具的依赖来解构人的概念，带来了非人类或后人类的概念，但这种理解仍然是本体论的，因为它寻求将非人类范畴化。”当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人文主义传统（观念、方法与价值）和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外界力量的碰撞时，尤其当人类从身体到意识都不得不面对由技术、资本等多方面要素交织而成的颠覆性冲击时，一方面，将人置于中心位置的传统人文思考模式正在受到挑战。对此，意大利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安伯托?加林贝蒂在《技术与人》中曾言：“在这场快速而无情的追逐中，我们自己身上仍旧带着前技术人类的特征，这类人总是着眼于铭写于意义地平线上的目标、背负着自己观念与丰富情感的包袱而行动的，因为只有在那些目标和包袱中他才能辨认他自己。技术时代废黜了这种‘人文主义的’套路，而意义问题的提出仍旧突出。”而在另一方面，后人类的主题也将对生命权力的拷问重新置于与技术的空前连接中。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Hayles）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特别强调了要